一个普通的农民可以这样做吗？显然他并不可以，因为他哪怕只是离开本县去办点事，都需要有县衙给他签发路引。如果没有路引，他就哪都不能去，否则便是违法。
好，那么我回头来问：要想推动大明现在的所谓‘资产阶级萌芽’，当然首先得发展工商业，让这些从事工商业的人群日益扩大，进而形成第一批的所谓资产阶级。
可是，如果乡下的农民根本不能离开乡下，那我所构思的通过收入差来吸引农民转行成为工人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哦，原来如此！你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就是想说必须废除路引制，从而给农民进城务工创造先决条件，是吧？”
“那是自然。”高务实叹了口气，道：“所以我才说，一旦要改革，很多问题都是错综复杂的，你动了这一条就会引出那一条，甚至引出很多条……大明本来是个农业国，那它的各项制度本质上肯定都是为了维持这种农业国的生产制度而设计的。
我既然要推着它走向资本主义，那必然就要把这‘各项制度’都往资本主义需要的方向去改，然后才可能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符’的理想状态。否则，哪怕我用权力、暴力去强压，最终也只能搞出一个畸形怪物来。”
刘馨郝然道：“你说得没错，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确有点‘脱离群众’了，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受到过路引的限制。以往我出行，只要家丁报上家父的名号，自然是通行无阻的。
后来到了……到了高家，那就更不用说了，沿途无论抵达何府何县，当地官员若非因为我是女子，只怕恨不得亲自跑来迎接，还要拉上当地名流，铺陈设宴好好款待一番才觉心安。
即便是现在，我路过某地之时，当地官员虽然不好亲自来见，却也一定会派人前后打点，送上一些新鲜果蔬之类，再派人为我这一行人安排食宿或者开路引路。
唉，这大明确实是分三六九等的，而我居然也差不多都养成习惯了……我想，你对于这种情况的感受应该更加强烈吧？”
高务实笑了笑，没有接茬，只是道：“总之所谓路引，就是封建社会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将人口束缚于土地上的一种措施，大明虽然没有广泛的农奴制，但路引制度无疑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要知道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税就是人头税和土地税，如果人跑了，地荒了，那要上哪儿收税去？因此，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就必须限制他们流动。
但是人毕竟有时候还是必须离开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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