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北伐结束的这三年间,也并非无为。
首先,对于全国军事的调整彻底完成,前前后后共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彻底为结束,经过一番整改,全国军队加起来,也就二十万出头,比起汉辽大战前,还有所削减。
休养生息嘛,自然不好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是大汉的外部环境,已经十分舒适了。当然,兵力的削减,不代表战争潜力的削弱,汉辽战争的影响还未彻底摆脱,但是爆兵的能力还是强悍的。
裁减的军队,也都做了各种安排,除了回乡种地的人之外,多有职位,继续夯实着朝廷对于基层的影响。
其次,则是对大汉官僚系统的调整,这同样是个旷日持久的工作。大汉立国的这些年,尤其是刘承祐继位的这十多年,进行了大量的制度重建、改革,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详细的梳理。
此番刘承祐做的,就是这件事,尤其在权责方面,划分更加明确,查漏补缺,使得整个官僚系统更加合理,增强治务实力,提高行政效率。
伴随着的,是对中央及全国官吏的大调整,十多年以来,因为国家的主旋律是“统一”,地方权力虽早已归附中央,但在官员的任用上,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当然,刘承祐的调整,不是一概罢免,而是考核、调动,陟罚臧否。像那种,在一任上一待就是七八年乃至更久的,是重点整改对象。这种情况,在开国初期,还是比较常见。
这种调整,一直到去年夏,才真正告一段落。到如今,大汉的军政,才真正走向正轨,此前制定好的制度,在落实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至于其他方面,皇帝的意志,体现在交通上,朝廷在治河、修路、疏通漕渠的事务上投入了大量人物力。担着工部尚书的雍王刘承勋,几度出京,视察黄河、汴水的治理工程。为防决堤,还专门下诏,让黄、汴流域州县,安排沿岸植树,两年多的时间内,植杨柳超过三十万株。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朝廷终于把目标指向商旅了。此前,有皇帝压制着抑商的声音,使得大汉商业呈放任式发展,但在以农为本的帝国,终究轮不到商人为所欲为。
是以,当刘承祐露出这个意思后,割肉的宰刀很快就挥下来了。三司除了出台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政策外,还有一套相对清晰简明的商税制度,税、市税的收取,对于各类商品的税率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税吏也进行了制度规范,缴税与收税,本来都是相互的,至少在制度是容不得任何一方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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