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样去安抚一下赵蕤吗？接着呢？等他好一些，好到可以把我想知道的东西说出来？我在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是不是该停下来，告诉他，不用这么勉强，我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让你去讲述你根本不想回忆的过往。
对他而言，把这些事说出来无异于揭开尘封已久的伤疤。我在撕扯他已经好了的伤口。
而我的伤口又在哪呢？我时常感觉自己很难受，可我找不到它们。
终究是什么都没做。他是对的。我好残忍。
他开始说了。那个深秋的下午，被禁赛的我因为发烧没能来场边观看那场以1:1告终的比赛。赛后，他和弦弦照例去吃了点东西，准备各自回家，却接到了那个罪恶的电话。我在电话那头又哭又闹，缠着弦弦，让他重新给我买一副手套。这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俩顺着人行道朝一公里外的商场走。一路上都是老房子，七八层高。没有任何预兆表明那天会发生一场意外。然而就在一段行人不多的路上，一个黑色的影子从天而降，弦弦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响动，怪异到不像一个孩子能发出的，随即便沉闷地栽倒在地上，身旁是破碎的绿色啤酒瓶渣子。赵蕤慌到不知是先打110还是120。他都打了。人送到医院后，他才想起来要给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他还打给了自己的爸妈，是他们把守在抢救室门口的赵蕤背回家的。那天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睡着睡着就哭了，哭了好久好久，被子和枕头都湿了。醒来以后，他衣服裤子没穿就跑到客厅去。话没问出口，妈妈已对他轻轻地摇了头。他两眼一黑，栽倒在了茶几上，额头被磕破了，血往下流。
赵蕤只说了一个细节，那顶鸭舌帽。当弦弦倒在人行道上时，他去摇他，他没有反应，只是鸭舌帽白色的边缘在不可阻止地一点点变红。后来，他摘下了它，盖在了弦弦脸上。他的脸到最后都非常平静，像睡着了，还在微笑呢。
怪不得我再也找不到那顶帽子了。
大哥，你还好吗？蒲云试探式地用额头蹭了蹭我的肩膀。
对不起。我错怪你很久很久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拍了拍蒲云以后，我将两只手都搭在了赵蕤肩上，把他拉近我，再近一点，额头贴了下额头。午后倦怠的光照下来，使我温暖，但分开以后又更加寒冷。赵蕤又告诉我，丢瓶子的人被判了三年，但具体的情况他不清楚，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我爸妈去处理的。大家不好问也不敢问。
就因为这么一个无聊的人，一个无聊的啤酒瓶子，我弟弟的生命被轻而易举、随随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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